最后我绝望中，至少想出了一个办法：打电话问出本区和附近几个区的警署、拘留所、监狱的号码，再打给这些单位问出地址，然后一个一个地去找。好在城市虽然大，国家强制机构却很集中，我很快找到了主要监狱的地址。
但监狱在很远的城市另一个角落。我到达时正是午前高峰时刻，接待处人很多，我毫无头绪地焦急地东张西望，最后一个文职人员告诉我短时间的拘留都在区拘留所。
我又赶到那里，向一个表情严肃看似庄重但非常不情愿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胖管理警察无效地央求了老半天。最后一个走进屋子办别的事的警察不耐烦地说：“这人到底要看什么人？又是实习律师？”
“不是！脑子有病，不是家属，问什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多问的？”我讨好地说：“我只是问问有没有这个人来过，他没什么家属，如果有什么事…”
“脑子有病的人多了，”后面进来的警察说“这么冷的天，那死不了的家伙会脱光了用厕所里的冷水冲自己，湿衣服湿裤子直接往身上穿。”
“大概皮特别厚，冷天也怕热，哈哈！”胖警察笑得双下巴不停颤动。“我对阿四说这种人应该送到精神病总院去，送到我们这里有什么用？偏偏送到我们这里，谁吃得消？”
“要不就放冰箱里冻一冻，哈哈哈。”“这种人假使死在我们这里，又要浪费火化费，不如送到医院做标本，还算是废物利用了。”“剥下来的皮可以做鞋底，哈哈哈哈。”“大头，刚刚这个人一直问的人叫什么？”
我赶忙插上去，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他叫季泰雅。您知道这里有这么个人吗？”“季泰雅？”他歪头念叨了一句“好象就是那个神经病。”我急急地问：“请问他还在吗？”
“老早跟你说现在这里没这个人，”胖警察拍着桌子说“就是告诉你走掉了，话也听不懂，你脑子也有病啊！”我惶惶地谢过他们，骑车回家。天知道泰雅究竟在干什么。
“走掉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车轮滚滚，我发现自己又绕到泰雅家门前的路上。抬头望去，几天以来晒台上头一次有衣裤晾在外面。
“该死！”我恨恨地咒骂，马路对面弄堂口的小店就有公用电话，泰雅既然回到家，有工夫洗那么多东西，却没想着给我打个手机。真是婊子无情！我那么急急地跑了一天，连早饭和午饭都没有吃，我这是干什么呢！
想到这里越想越气，本来已经骑过了那幢公寓，又回过头，再次趁着火气“噔噔”地直冲顶楼，把门拍得山响。过了很久，门才开了一条缝，泰雅穿着黑色长袖T恤和薄绒运动裤，从门缝里看到是我，把门缝留着自顾回房间去。
我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用脚拨开开门，却看到他已经躺回被子里去了。我“砰”地关上门，独自在小厅里的桌旁坐下，正好只能看到他的头顶。怒火烧干了我的理智，削弱了我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为什么我不问一句“泰雅你好吗？”或者再看他一眼，看清他憔悴的面容。不知哪里来的虚荣的怒气积满了我的胸腔，使我恶毒地只想发泄。我们都沉默着。良久，泰雅用谈谈的语气说：“你怎么不在家睡觉？累不累？”
“不累！”我恶声恶气地顶了他一句。他还是用那种淡淡的语气说：“干嘛呐，这么冲？”我一直在盘算攻击他的方法，他的话提醒了我，那盘VCD还在我包里，这几天忙，竟然忘了拿出来。
“干嘛？”我刷地站起来，猛地拉开包拉链，几乎把拉链撕坏。我翻出VCD，冲进他的小屋，打开VCD和电视机，用劲揿遥控器选定播放时间。他脸朝里睡着，似乎完全不在意我干什么。
“叽哩呱啦”快速如摩托车的日语，喧闹的人群，双胞胎男孩出场，更加喧闹的人群，然后是音乐。
镜头从所有歌手脸上再次切换。泰雅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主要演员出场。他在想什么？他忘记这是他表演过的音乐了吗？还是故意装不知道，想再次糊弄我？我再也无法沉默下去“啪”地关掉电视：“没看到我在看什么吗？”另我吃惊的是，泰雅居然还是用那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好音乐有的是，这么烂的音乐你还听它干嘛？”
这下他被我抓住把柄了！我就象秃鹰扑向瞪羚流血溃破的伤口一样扑向他的痛处：“哦，原来你也觉得那是烂音乐？没有人看你们演出，没有人买你们的唱片，还想挣钱，只有去卖自己！老天给了这幅皮囊，总有一天要烂掉臭掉，不如趁早卖个好价钱。
做这种事你一点也不害臊，不是吗？瞧你这懒洋洋的轻狂样！”看到他仍然一动不动，似乎毫不在意我的话，我的愤怒达到最高点，冲着他大喊：“你这浑身臭气的家伙！下流的骗子！无耻！无耻！”“出去。”他仍然没有回头，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说。
“为什么要我出去？”我吼道“你这肮脏的寄生虫，不劳而获的烂肉，凭什么指派我？”“这是我家，滚出去。”他平静的语气和这句话通常伴随的强烈情绪毫不相称。“你家？”
我气极了，逻辑和真实的记忆统统被丢到大脑的角落里，只顾发泄“你哪来的家？这是公房，给公民住的。除了下流事，你什么时候为别人做过什么？你这种人也配做公民？你连人都不配做！”
突然泰雅回过头来，好几天以来我第一次好好看着他，他的嘴唇干裂，脸色发灰，双颧显出不正常的鲜红，眼眶凹陷，因而眼睛显得特别亮，冰冷的目光象从头到脚浇了我一盆冷水，慢慢压息了我心头的烈火，滤出虚张的余烬里自私而卑劣的道德感。
他的样子一看就是在发烧，而且烧得不低。他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待会儿体温还会继续升高。
我眼前渐渐浮现他从忙碌中抽空隔着花园向办公室里的我悄悄挥手的样子，他细心给我涂抹面膜的样子，他让给我睡的安静的亭子间和散发清香的床，他给我做的热气腾腾的早餐，我睡意朦胧中他坐在床边看着我的温暖的眼神。
那天他在做什么？泰雅撑着床沿费力地从被子里爬起来，象是要去取床尾的什么东西，却一下滑倒，滚落到地上。这时，我才发现他床尾墙上贴了一幅褐色和红色为主调的彩色铅笔画。
画上虬劲的树根旁，依偎着一片半折起的深秋的梧桐叶。我愣了一下，突然想到那才是“我”的画像！那天我睡觉时他画下了我的睡姿，也许一时灵感闪现，不知怎么想到把我画做树叶。
深红的梧桐叶酣睡着，享受着大地的温暖、宁静和包容。那不是我一直渴望的吗？慌乱的内疚中，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
“泰雅，你…”我弯下腰想扶起他。他冰冷的手坚决地推开我，撑着地跪坐起来，靠在床沿上咳嗽了一阵，然后喘息着拢一把散乱的头发。
他消瘦的肩胛吃力地起伏。虽然这几天他肯定经历了许多，却记得我昨天是夜班，今天应该休息，而我却连一句关爱的话也没有，劈头盖脸地侮辱了他一顿。
他呼吸至少有30次/分，超过呼吸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的警戒水平。我缩着嘴唇，喏喏地说：“你怎么了？发烧了？”他仍然在喘息，别过脸不理睬我。
“起来吧，上床啦。”我再次伸手想扶他，他却背过身伏在床沿上，双臂抱拢自己，让我无从下手。
“别生气啦，”我说，鼻子一酸，几乎又要流下眼泪，好不容易才忍住。看看没办法，我只好把毯子从床上揭下来裹住他：“泰雅…究竟发生了什么？泰雅，你说话呀。”“我连人都不是，你和我说什么话？”他冷冷地说。
“我…那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央求道“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顿了一下“那你就这样说我？”我楞住了。上次大家在办公室里齐声声讨一篇不顾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声援闹事的病人家属的报导。那个记者几乎什么都不懂，被家属的几句话就挑上了山，断章取义地截取医生的几句解释，大大鞭笞了医生们。
我只不过看到了泰雅拍过的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看似高雅的艺术照，谁知道是怎样被登在色情杂志上？就算真的拍了色情照片，也许有另有隐情，警察怎么能全部知道？就算知道，怎么会原原本本全部告诉我？也许我更本就是上了他们的当，象那个不知情的记者一样，只有空洞的正义和道德，却只会在别人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悔恨沉沉地压在我喉咙里。我恳求他：“泰雅，原谅我吧。我收回刚才所有的话。”他幽幽地说：“你切错了一刀，缝起来再切，原来的地方就没有伤痕了吗？”
也许说话太用力，他又咳嗽起来，隔着他的背仿佛能听到干稠的痰堵塞了他的气管，发出“呼罗”
声。典型的未经有效治疗的大叶性肺炎的体征。不知道发病有多久了，看来再不治疗恐怕熬不过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的并发症。
“泰雅，泰雅，”我急急地摇晃他的肩膀“他们把你怎么了？你发烧多久了？还有什么不舒服？吃过什么药？今天有没有吃过东西？”他咳嗽着摇摇头。不知道算是对哪个问题的回答。许久才吐出一个字：“水。”
我急忙跑进厨房，有好多天没有人动过这个厨房了，热水瓶里一滴水也没有。我放了半壶水开始烧，回身搜寻冰箱里，除了一些榨菜和两个干硬的馒头以外没有任何食物。他的橱里也没有哪怕任何最最普通的药品，连体温计也没有。我翻找了一阵，他已经自己爬回床上躺下。
即使隔着被子也可以看到他在发抖。“我出去一下，等我一会儿。”我说。临走时我在门锁的地方夹了一张报纸省得他再起床为我开门。我在对面弄堂的小店里买了三得利橙汁和面包，又飞快地骑车去附近药房买了一支体温计。
我匆匆回来时走廊窗里吹来的北风已经把门吹开，冰冷的北风灌满了屋子，吹得报纸满地翻飞，一眼望去一片凄凉相。我心头一阵酸楚。泰雅还躺着，闭着眼睛发抖，呼吸非常急促。我赶忙关上门，放好东西，把体温计塞在他腋窝下，他的额头滚烫，匆忙中摸了颈动脉一把，心率至少120次，危险的信号。